
该书是明人张岱所纂的笔记著作股涨柜,是一部中小型类书。全书内容广博,共二十卷,每卷一部,分天文、地理、人物、考古、伦类、选举、政事、文学、礼乐、兵刑、日用、宝玩、容貌、九流、外国、植物、四灵、荒唐、物、方术共计二十部,一百二十余类,四千余条。所记内容以类相引,从天文地理到经史百家,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事到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明代中国的百科全书。
本次简体横排出版《夜航船》一书,校正了一些原书错误,并配有图片一百余幅,为读者提供一个通俗可读的版本。
卷之一 天文部
卷之二 地理部
卷之三 人物部
卷之四 考古部
卷之五 伦类部
卷之六 选举部
卷之七 政事部
卷之八 文学部
卷之九 礼乐部
卷之十 兵刑部
卷之十一 日用部
卷之十二 宝玩部
卷之十三 容貌部
卷之十四 九流部
卷之十五 外国部
卷之十六 植物部
卷之十七 四灵部
卷之十八 荒唐部
卷之十九 物理部
卷之二十 方术部
张岱(1597—1689?)股涨柜,初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晚号蝶庵、六休居士,浙江绍兴山阴人。又因祖上宋代张浚为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属于古剑州地方,是以偶也自署“蜀人张岱”、“古剑陶庵老人”等。

张岱出身名门,自幼爱好文史,有神童之誉。早年即才气斐然,加以交游广泛,往往流连于诗酒园林之间。明亡后,曾短暂出仕南明,因不堪小人陷害,辞去。入清后为遗民,在绍兴城内卧龙山下营建“快园”作为住所,从此定居终老。
张岱平生以史家自命,尤为念兹在兹的著作就是《石匮书》,今日读者若是被问起“张岱有何著述”,往往也会举出《石匮书》作答。
然而在读者心目中,张岱作为文学家的形象更为突出,《陶庵梦忆序》《自为墓志铭》《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等名篇更是各类古文选本和语文课本的常客,如今已脍炙人口。张岱诸多著述中,也以《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最为长销不绝。
说起张岱的晚年,读者眼前可能会浮现出一个焚膏继晷抄写校订《石匮书》的遗民孤忠形象。但晚年张岱亦不妨是一位含饴弄孙、怡享天伦的老学士。
张岱裔孙张礼刊刻《西湖梦寻》时,卷首写了一篇《凡例》,其中提到:“先王父生平素多撰述,所著如《陶庵文集》《石匮全书》以及《夜行船》《快园道古》诸本,皆探奇抉奥,成一家言。”
其中《陶庵文集》当是包括《琅嬛文集》在内的诗文著述,《石匮全书》当是《石匮书》《石匮书后集》的合称,这些是张岱“立言”以求“不朽”的“平生功业”,少不得要在子孙面前夸饰炫耀。
至于《夜行船》应当就是《夜航船》,张礼将《夜航船》与《快园道古》并提,可能是因为张岱晚年常以这两部书作为教育子孙的读本,因此他对这两部书也很熟悉。

单就内容的分量而言,《夜航船》《快园道古》可能难以与《琅嬛文集》《石匮书》比肩,但是这两部书着眼于后生小子的文化修养,想来也承载着张岱对子孙的期许。
随着年齿渐增、阅历渐多,前辈们往往越发乐于以长者的身份,向晚辈讲述自身见闻,传授人生经验。
对于经历沧桑世变的张岱来说,这份热情和冲动相比常人更是有增无减。但若一味正经端庄、冠冕堂皇,动不动把大道理挂在嘴边,时不时考察年轻人学到了什么,则不免令人厌烦倦怠;寓教于乐,往往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张岱在《快园道古小序》中,开门见山说起此书缘起:张岱安居快园以后,回忆过往岁月,“与儿辈放言,多及先世旧事”,而《快园道古》就在这种老者谈论往事、幼者执笔记录的过程中完成。但张岱也不喜欢正经枯燥的讲法,“盖老人喃喃喜谈往事,如陶石梁先生所记《喃喃录》者,无非盛德之事与盛德之言,绝不及嬉笑怒骂,殊觉厌人”,认为有趣才是与年轻人交谈的说话之道。

陶奭龄(号石梁)的《小柴桑喃喃录》,也是晚年讲述生平见闻和人生经验的作品。相比张岱的幽默风趣,陶奭龄的面貌则显得严肃紧绷,尤其对“越人喜演剧,优伶之鬻伎吾乡者至数千人”的流俗风气感到痛心疾首,认为《西厢记》《玉簪记》等皆为“淫媟之戏,亟宜放绝,禁书坊不得鬻,禁优人不得学,违则痛惩之,亦厚风俗、正人心之一助也”,将社会风气的俗陋与败坏,归咎于在他看来格调不高的戏剧作品。
热爱越剧的张岱,对陶奭龄这番偏激道学家的言论,想必大不以为然,他主张“于诙谐谑笑之中窃取其庄言法语之意,而使后生小子听之者忘倦也”。张岱观念的开通和文字的风趣,和陶奭龄正形成了鲜明对比。
《夜航船》与《快园道古》虽然著述性质有异,但是追求情趣的雅致相同。翻开《夜航船》,序言劈头便是一句“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最难对付”,端的出手不凡,引人入胜。
随后听张岱讲了一番“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之类扯闲篇的话头,而结以“且待小僧伸伸脚”的段子,趁着年轻后辈犹自代入僧人的角色,沉浸在对士子看似高谈阔论、实则言语满是破绽的嘲讽中时,冷不丁来一句“吾辈聊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可已矣”,仿佛提醒读者注意自己才是士子,读者的求知欲和胜负欲就被调动起来了。
《夜航船》全书共二十卷,内容广博,举凡天文地理、人物故事、典章制度、衣食住行、医卜星象、草木虫鱼,无不赅备,一经整理出版,读者多称之为一部“三百多年前的百科全书”。张岱编纂这部“百科全书”的因由之一,恰是中国自古便有编纂“百科全书”的传统。
现存最早的比较符合“百科全书”概念的中国古典,是西晋张华(字茂先)所撰《博物志》十卷。

后人追慕张华博洽多闻,因此竞相模仿撰写“博物志”体著述,如宋人李石《续博物志》十卷、明人董斯张《广博物志》五十卷等。
张岱也有类似想法,并已付诸实践,如《和陶集》之《和赠长沙公》诗序云:“博闻洽记,余慕吾家茂先,因于读《礼》之暇,作《博物志补》十卷,以续其韵。”《快园道古》卷二十《博物部》序云:“张茂先作《博物志》十卷,未免有寒俭之叹。余自有知识以来,凡怪异之物,生平所亲知灼见者,泚笔书之,得四十余卷,失于兵火。今聊存其一二,特记忆之余耳,嗟嗟!”
可见张岱早年间曾纂辑《博物志补》一书,后因明清鼎革之际的战火,导致书稿遗失,只好将劫余残存编为一卷,作为《快园道古》一书的大轴。
至于《夜航船》,当是张岱晚年依然对编纂《博物志补》的志趣不能忘怀,因此重拾旧业,缀辑而成。
然而诸如《夜航船》一类“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在古代并非罕见,这一类著述一般称为“类书”。要说清“类书”的概念股涨柜,须从“四部分类法”讲起。

古代图书多依四部分类法分类,也即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部之下又分若干类。
简单来说,经部是指“十三经”这样的经典,为经书作注的著述同样归在经部,因此张岱《四书遇》虽多用道家、禅家的义理,但仍属经部四书类。
史部,顾名思义,指史学著作,“二十四史”是史部书的代表,张岱《石匮书》即属于史部别史类。《西湖梦寻》虽然今日多被视为文学作品,然其书目录编次是按照山水志体例进行编排的,因此属于史部地理类。
集部则指文学作品,但其概念较今日的“文学”“文集”稍狭,例如张岱作品中,《琅嬛文集》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诗文集,自当归属集部别集类;《陶庵梦忆》今日一般视为文学作品,但在古人看来,此书并非文集,而是记载见闻掌故的杂记,因此属于子部杂家类。
子部,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经、史、集三部以外的专著。张岱著述中,《陶庵梦忆》《快园道古》等侧重于记录个人见闻,可读性较强,而并非作为供人查检引用的资料,属于子部杂家类。
在“博物志”体著述中,张华《博物志》、李石《续博物志》更侧重记录见闻的一面,因此都属于子部杂家类;而以抄录群书、搜罗广博为特点的董斯张《广博物志》,以及张岱《夜航船》则属于子部类书类。

类书是一种资料汇编的著作体裁,是指辑录各书中的资料,按照门类、字韵等方便查检的方式进行编排。类书的读者,或是为积累更多词藻典故,以服务于诗文创作;或是检索资料内容及其出处,以便撰写著述时引用。
古人所谓“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欧阳询《艺文类聚序》),便是对类书用途最精到的概括。相较于杂家之书,类书侧重于摘录已有之书,而不太强调其是否出自独家见闻,其实用性也较杂家之书更强。
古代文人多有自编类书的习惯,《夜航船》便是张岱按门类编排成的类书。类书的另一种常见编排方式是以字韵分编,其中代表是明代官修的《永乐大典》。
据《陶庵梦忆》卷六《韵山》记载,张岱祖父张汝霖认为通行按字韵编排的类书如《韵府群玉》《五车韵瑞》等皆篇幅较小,内容亦不准确,便计划纂辑一部按字韵编排的大型类书《韵山》,后来因为见到京城流出的《永乐大典》三十余册,自叹不能及而作罢。
看来张岱对纂辑类书的兴趣,也有受家庭氛围影响的因素。据《琅嬛文集》卷一《诗韵确序》所载,张岱确实也按韵目编过一部服务于诗歌创作的《诗韵确》,但他也在这篇序中感叹按韵编书之难:

昔人因险韵难和,倡韵脚诸书,小部如升庵《韵藻》《韵府群玉》《五车韵瑞》,穷酸寒俭,既不足观;大部如先大父《韵山》,多至数千余卷,册籍浩繁,等身数倍。踵而上之,更有《永乐大典》一书,胡仪部青莲先生尊人,曾典禁中书库,携出三十余本,一韵中之一字犹不尽焉。世宗盖一便殿以藏此书,堆砌几满。烈皇帝时,廷议再抄一部,计费十万余金,遂寝其议。一卷韵书,做出如许大事业,书囊宁有底哉!
但从张汝霖自编《韵山》半途而废一事,以及张岱自编《诗韵确》感慨编书之难看来,以字韵编排的类书想要编好并不容易,张岱编《夜航船》采取以门类编排的方式,除了向远古宗亲张华致敬外,大概也有从《韵山》《诗韵确》吸取教训的缘故吧。
作为一部宋明以来典型的通俗类书,《夜航船》就其内容丰富和文本精确的程度来说,似无太多出类拔萃之处,能有今日的声名,更多是出于“书以人贵”的原因。
但是类书既然是诗文创作者的“素材库”,那么将作者的自编类书与所作诗文对观,便能收互相印证之效。如此,将《夜航船》相关条目,与张岱著作中用典之处对观,不失为《夜航船》的一种读法。
例如《陶庵梦忆》卷七《悬杪亭》一篇,记录张岱少时读书处悬杪亭的周边景致:
记在一峭壁之下,木石撑距,不藉尺土,飞阁虚堂,延骈如栉。缘崖而上,皆灌木高柯,与檐甃相错。取杜审言“树杪玉堂悬”句,名之“悬杪”。度索寻樟,大有奇致。

这段话大意是说,悬杪亭在峭壁之下,底部是用木材和石料支撑的,而并非如一般房屋一样建在地面上。悬杪亭及其周边鳞次栉比的“飞阁虚堂”,都是悬空构造的摩崖建筑,因此远望山崖,所见都是高处的灌木树枝,和依山而建的檐壁砖瓦错落排布,由此达到杜审言《蓬莱三殿侍宴奉敕咏终南山应制》诗中“树杪玉堂悬”的视觉效果。
但是后续“度索寻樟”四字却难以索解,从字面上解释,仿佛是拉着绳索爬上樟树去眺望,但如此解释,似也不合情理。尽管我们根据最近发现的《梦忆》善本——清道光二年王文诰重刻巾箱本——进行校勘,不难发现道光本作“度索寻橦”,应当据以改正,但这四个字依然难以理解。
其实,只要我们翻查《夜航船》卷二《地理部·古迹》所载“度索寻橦”一条,便可以得到确解,张岱是这么解释的:
度索,以绳索相引而度也。寻橦者,植两木于两岸,以绳贯其中,上有一木筒,所谓橦也。人缚橦上,以手缘索而进,以达彼岸,有人解之,所谓寻橦也。

大意是说,“度索寻橦”是一种越过悬崖的交通方式。具体而言,是在悬崖两岸各选一棵高大结实的树木,用绳索捆绑相连,绳索上悬挂类似木筒的容器,人在此岸进入木筒后,将自己与木筒捆绑牢固保证安全,随后用手攀援悬挂木筒的绳索,使自己和木筒一同荡到对岸。到得对岸以后会有人接应,帮忙解开人与木筒的捆绑。
读者不妨想象,所谓“度索寻橦”就是一种原始的索道缆车,可见悬杪亭所在的摩崖建筑群似乎还是“景区”,有原始的索道缆车与外界相连。
又如《琅嬛文集》卷五《自为墓志铭》“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一句,常被作为名句,而“悲田院”一词常被大家虽心知其意却又不知其具体所指,其实仍检《夜航船》卷二《地理部·古迹》所载“悲田院”条即可知:“《唐会要》曰:开元五年,宋璟、苏颋请建悲田院,使乞儿养病,给以廪食。亦曰贫子院。”由此知道“悲田院”正是官方收养“乞儿”的所在。
又如《琅嬛文集》卷一《梦忆序》是张岱名篇,文中用典颇为密集,即以其结尾说梦一段而言,便有“一寒士乡试中式,方赴鹿鸣宴,恍然犹意非真,自啮其臂曰:‘莫是梦否?’”一段,所谓“鹿鸣宴”,《夜航船》卷六《选举部·乡试》有“鹿鸣宴”条:“《诗·鹿鸣》篇,燕群臣嘉宾之诗也。贡院内编定席舍,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设宾主,陈俎豆,歌《鹿鸣》之诗。”一段简短的话,即说明“鹿鸣宴”典出《诗经·小雅·鹿鸣》,本是主人宴请宾客的宴饮诗,后来科举制度推行,在乡试放榜以后,由地方长官宴请新科举子,席间即诵《鹿鸣》诗,谓之鹿鸣宴。

《梦忆序》中还有张岱自叹“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所谓“雕虫”一词,不难看出是指文学创作,但若能进一步翻查《夜航船》卷八《文学部·歌赋》“雕虫小技”条,便知此处“雕虫”之典并不简单,该条云:
或问扬子云曰:“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既而曰:“壮夫不为也。”
正所谓“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曹植《与杨德祖书》),值此国破家亡之际,张岱在《石匮书》这样的名山事业尚未毕功之时,却仍用力于《陶庵梦忆》这类文章,既无补于世道人心,也无益于传统意义上的个人成就,确实“又是一番梦呓”。
读者看此“雕虫”一语时,若能知道“壮夫不为也”的典故,想必对张岱这番话的意旨,能有更深层次的领会。

《夜航船》现存两种清抄本,皆藏于天一阁博物院,均为萧山朱鼎煦旧藏,皆钤有“朱别宥收藏记”朱文长方印。“别宥”为朱鼎煦别号,朱鼎煦又有室名“别宥斋”,此两部抄本皆被著录于《别宥斋藏书目录》。
这两种抄本中,较为人熟知的是清嘉庆间观术斋抄本。该书十册,绿格纸,字迹工整,盖出于抄工之手。
浙江古籍出版社前社长刘耀林先生曾据观术斋抄本标点校注,于1987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为《夜航船》第一个整理本。
观术斋抄本后来被影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之后出版的《夜航船》整理本,大都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为底本,并参考刘耀林先生校注本完成。
另一种为乾隆年间抄本,该本十册,字迹相对较为朴拙,可能是文人手抄。相较观术斋抄本而言,此本年代较早,错误较少。朱鼎煦曾钤“香句心赏”朱文方印于其上,似于两本中更重此本。朱鼎煦又有别号“香句”、室名“香句室”,故此本可称为香句室藏本。
承蒙浙江古籍出版社的信任、天一阁博物院的支持,笔者得以取观术斋抄本为底本、香句室藏本为校本,并查检群书,对《夜航船》细加校理,作为“张岱全集”之一种,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竖排繁体本。
同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将香句室藏本影印出版,读书界由此一窥该本面貌。然而,有学者指出,相较于观术斋抄本,香句室藏本更适合作为整理《夜航船》的底本,笔者也希望能有机会弥补这一遗憾。

日前浙江古籍出版社动议出版《夜航船》横排简体本,笔者决定此次出版,即用香句室藏本进行抽换底本的工作,以补繁体本所未备。
又,笔者整理繁体本《夜航船》时,已经做了查检出处、校订讹误的工作。而繁体本《夜航船》恪遵学术性古籍整理的规范,读者如有从学术角度了解《夜航船》文本面貌,或撰写学术论著时加以引用的需要,还请参考繁体本《夜航船》;但若作为日常读本,则又因繁体本于原书诸多相沿已久的讹误,只能出校记说明,而难以径改原文,不免影响阅读体验。
因此,本次出版简体本,采取有误径改、不出校记的整理办法,在充分吸收繁体本订讹成果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校正,并将繁体本部分难以径改的讹误加以订正,以便读者使用。
但是囿于《夜航船》原书的种种情形,有些错误恐怕难以径行订正。例如《夜航船》卷四《考古部·姓氏》有“管叔,名度”一条,今按《史记集解》可知管叔名鲜,蔡叔名度,这里可能存在传抄脱漏,故直接补正为“管叔,名鲜。蔡叔,名度”。

但《考古部·姓氏》又有“孤竹君,姓墨,名台”一条,按孤竹君为墨台氏,并非姓墨名台,但此处系误读古书产生的理解偏差,整理者难以越俎代庖予以改写,只好一仍其旧。读者鉴之。
笔者利用这次出版简体本的机会,对《夜航船》全书再做了一次认真校订,然而自知疏失难免,尚祈读者指正谬误,以便重印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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